太阳城官网笔者看钱理群 47楼万岁 孔庆东

作者:现代文学    发布时间:2020-04-30 01:19    浏览::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座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辩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声誉高了,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我看来,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这话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候。如果从针对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我是赞同把“学理”与“关怀”适当分别处理的。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有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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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

编者按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

本文是贺桂梅教授为钱理群教授《鲁迅与当代中国》一书撰写的评论文章,发表于《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上的“《鲁迅与当代中国》评论专辑”。贺桂梅教授在当代中国历史变迁的语境中,深入阐释了钱理群教授的鲁迅研究中所包含的原理性的要素,以及钱理群教授那种独特的“知识”与“主体”相互塑造的研究模式。感谢贺桂梅教授授权发表。

杨庆祥:我们还是从80年代谈起吧,一般来说,每个时代都有它主导的问题意识,您觉得80年代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钱理群:目前大家对于80年代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80年代过于理想化了,好像80年代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时代。这种看法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却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80年代相对于“文革”来说是一种解放,但实际上一直有不断的“敲打”,比如清污、反自由化等等,对思想的控制始终是有的。当时最大的潮流就是“思想解放”,但“思想解放”并不仅仅是对“文革”而言的,也是对当时的现实禁锢而言的,所以80年代一直有一个“挣脱历史与现实束缚”的冲动,这是我们在考察80年代不可忽视的思想和心理背景。 杨庆祥:所以当时你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些社会环境和学科环境。 钱理群:对,实际上是涉及到几个背景的,首先是1983年有一场论争,当时南京大学教授许志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得很明确,“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但许志英在文章中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就动摇了这个毛泽东的结论。其实当时有相当一批人在思考这个问题,许志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而且他写出文章来了。记得1978年我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就有一个题目:“谈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杨庆祥:那这个题目是谁出的?王瑶先生吗? 钱理群:我估计是严家炎老师出的。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李何林在30年代的一场论争中就明确表示“五四”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 杨庆祥:但是李何林后来改变了他的观点。 钱理群:30年代瞿秋白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所以他说“左翼文学”是对“五四文学”的反动,因为“左翼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观点在三四十年代的学界,在毛泽东的理论出现之前几乎是公认的,只不过立场不一样,有人认为资产阶级领导是好的,有人认为是不好的。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后来李何林到了解放区之后就面临这个问题,当时他就非常困惑,究竟是谁领导的呢?他经过思考后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所以“五四文学”领导权问题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1978年我们入学的那道试题我估计是严家炎老师想看看我们学生的看法,实质上大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毛泽东特殊的权威性,在80年代以前大家是不可能质疑他的观点的,“文革”结束后,才有可能提出这个问题。许志英的文章代表了当时比较敏感的学者的看法,文章发表以后,实际上得到了学术界很多人的赞同,但是后来在“清污”中好像是胡乔木对这篇文章表示了不满,于是遭到批评,就弄得学术界很紧张,于是组织严家炎、樊骏等人发表文章,对许志英的文章进行批评。上面要求是批判,但是这两个人的文章都写得很严谨,很缓和,尽可能采取学术争鸣的态度而不是政治批判的态度。这件事情当时我们都知道,私下里都在讨论,我们是赞同许志英的观点的,但都觉得许老师太老实,不应该这么直接去碰,所以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把时间从“五四”提前,这样就把这个问题消解了。 杨庆祥:也就是通过时间的提前把领导权问题消解掉了。 钱理群:对,为什么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动因就是一方面要回避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不同的看法。当时许志英的文章及其争论提醒了我们:现代文学这门学科还是在“党史”的笼罩之下。所以我们现在要突破它,就是要摆脱现代文学史作为党史的一部分的属性,摆脱政治对它的控制,但是直接提到“五四”又为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允许,所以干脆把时间往前提,使这个学科能够从革命史的附属中解脱出来。 还有一个是学科研究的背景,当时很多的年轻学者都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走向世界,另一个就是打通近、现、当代。具体到我们三人,恰好具备这个条件,陈平原当时偏向于研究近代,黄子平是研究当代,我主要研究现代。当时我们是很自觉地在这么想,这么去努力。这些想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里面都有所反映,比如1985年第1期王富仁的文章《在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联系中开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道路》,它代表了走向世界的方向,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举动,现在大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是出了一本书:《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作家》,这本书的特点就是旗帜鲜明地强调走向世界。 杨庆祥:你们都参与这本书了吗? 钱理群:都参与了,都有文章,这本书是我们这批文革后的现代文学的年轻研究者第一次集体亮相。 杨庆祥:后来你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面有走向世界的提法,就是受到这个的影响吧? 钱理群: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也很有趣。当时《丛刊》的编辑和现在一样,也是有执行编委,那个时候的执行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这一期正好是乐黛云老师负责,当时她是我们的副导师,她选我做她的助手,她比较放心我,实际上就是让我来编,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权力,集体策划了这一期。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期的目录,首先是论坛:“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发表了张中的《近、现、当代文学史的合理分工和一体化研究》。另外特意办了两个专栏,一是《近、现、当代文学汇通》,发表了黄子平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另外一个专栏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下研究现代文学”,选的是陈平原等人的文章,还有“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专栏,选的是温儒敏翻译的文章。其实这一期才是我们三人的最早合作。 杨庆祥:这一期应该是1985年7月出来的,和你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间比较接近。 钱理群:差不多前后。黄子平的文章《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把古代、现代、当代联系在一起,当时影响非常之大。你看还有陈平原和夏晓虹的文章,当时他们正在谈恋爱,我还开玩笑,说这一期正好当作送给你们的爱情礼物。 杨庆祥:我记得在你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前,在1982、1983年左右,就有人提出“百年文学史”的说法,比如陈学超的《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我记得是发表在《丛刊》1983年第3期。那“百年文学史”的提法和你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有何不同?当时为什么没有使用“百年文学”这样一个概念,而是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是不是要强调一种当代意识? 钱理群:当时我们考虑到,陈学超的那个提法是从鸦片战争说来的,我们觉得他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的。 杨庆祥:是从近代史的角度来谈的。 钱理群:对,我们主要强调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话“鸦片战争”显然构成不了一个转折,比如龚自珍,我们觉得他是古代文学最后的一个大家,但他不是开创者,而是最后的终结者,而“百年文学史”就要把龚自珍放在里面。但是在我们看来龚自珍并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开始,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偏重从19世纪晚期开始,这个陈平原更有发言权,当时他正在研究那一段。 杨庆祥:对,当时他正在研究苏曼殊等人。 钱理群:我们认为最多只能从晚清开始,晚清那就比较接近20世纪文学了。这样就摆脱了政治社会史的划分标准,更强调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 杨庆祥:后来你们在万寿寺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言的是陈平原,但据说幕后的策划人是你? 钱理群:这是我们从不同的知识背景出发,不约而同的共同想法,谈不上是谁先策划。我们都是“哥儿们”,谁代表发言都无所谓,推陈平原作代表,是因为他在我们中间年纪最小,由他开炮,更有冲击力,而且他刚来北京,也需要亮一个相。再加上第一次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必须讲清楚“发生学”的问题,陈平原熟悉晚清,当然他讲最有把握。 80年代对于我们来说面临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当时我们还是青年学人,我们需要争取自己的发言机会,争取自己的言论空间。就我个人来说,考入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三十八岁了,当时王瑶先生跟我说,我知道你急于在学术界表现出来,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要厚积薄发,后发制人。我沉默了七年,在1985年才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时候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有了一些成熟的看法。所以当时我们非常感激那些首先发表我们文章的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首先发表在《文学评论》,跟当时的编辑王信关系很大,紧接着《读书》连着六期发表了我们的“三人谈”。 我们三人比较早得到关注的是黄子平,他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林斤澜的文章:《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一举成名,所以他和陈平原与《读书》有一些来往,因为当时这些杂志都比较注意新人。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一个编辑叫高国平,他找到了黄子平,问黄子平身边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同学,黄子平推荐了两个,一个是赵园,一个是我,赵园就写了《艰难的选择》,我是《心灵的探寻》,当场拍板出版,收入“探索书系”。还有一个就是浙江文艺出版社,主要是李庆西,他既是批评家又是编辑,出了一套书,黄子平、陈平原的都有,但没有我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年纪大了,这一套书影响极大。 还有就是几个刊物,一个是《文学评论》,王富仁、赵园、刘纳、汪晖、陈平原、黄子平全部是通过它出名的,另外一个就是《丛刊》,我先是助手,后来是编委,再到副主编,《丛刊》就成为我们共同的一个阵地了,另外还有就是《上海文学》、《上海文论》,福建的《当代文艺探索》。 杨庆祥:《上海文论》的创刊比较晚,影响要晚一些。 钱理群:好老师,好编辑,好杂志和出版社,还有我们自身的努力,80年代的学术研究的小环境实际上是很好的。 杨庆祥:您提到的这些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场的问题,当时的文学场对你们是很有利的。那王瑶先生当时知道你们要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吗? 钱理群:其实当时这些想法都是一种共识,我们的很多举动如果没有老师的支持是不可能做成的。比如1985年第3期的《丛刊》,如果没有乐老师的支持,就不可能让我来编辑。实际上“走向世界文学”也是乐老师的思想,当时她正在提倡比较文学。我们当时上面有两代人,一个是王瑶那一代,一个是樊骏、严家炎那一代,所以当时有句话叫做“老中青结合”。其实我们的这些想法,也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前一辈他们就已经在考虑了,他们更早,他们是先行者。 杨庆祥:对,比如王瑶老师和严家炎老师提出了“现代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他们讨论得不是很深。 钱理群:所以你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独创,实际上是整个学科发展的一个结果。在这之前,有一个更大背景的讨论,就是“如何开创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 杨庆祥:我觉得你们当时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说法实际上是对严家炎老师他们的框架不太满意的,他们当时主要是“回到乾嘉”,搞实证和史料,重新发现和发掘以前没有提到的作家、作品等等,比如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等等,但是好像他们对整个文学史的框架还是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钱理群:8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是拨乱反正的阶段,这个就包括发掘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作家,还有一些作家被遮蔽的另一面。那个阶段是有很强的政治性的,它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从1983年《丛刊》第3期开辟“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专栏,就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学科自身建设的新阶段。 顺便说一点:这个专栏是樊骏、严家炎先生主持的;当时的现代文学研究,是在王瑶、唐弢、李何林、贾植芳、钱谷融几位先生的指导下的,而具体的组织工作主要是樊骏、严家炎先生做的,樊骏先生起了更大的作用。因此,你们要研究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樊骏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他所做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视、培养与影响,是不可忽视,应该认真研究。这次他主持的“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讨论,就是由老、中、青三代学人共同参与的。也就是在这一次的讨论中,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和标准;现代文学的当代性;现代文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研究方法的革新等问题,你刚才提到的陈学超的“百年中国文学”概念,也是在这次讨论中提出的。以上这些讨论,对我们后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是有影响的。1985年的创新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我们这一代提供一个发言的平台。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发出我们这一代研究者独立的声音。我们发言的中心,就是要提出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整体观”。这也是我们当时感觉到的学术发展的一个客观要求,就是在对局部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进行“重新估定价值”以后,需要一个整体的突破,进入宏观、综合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文学作为学科的总体进行重新估量和思考,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发展线索、阶段、进程,整个学科的基本格局,文学史编写体例等关系全局的问题”。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次会上提出的,上海的陈思和在会上也提到了“新文学的整体观”的问题。所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很自然的,是学科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杨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后,具体的研究是没有进行下去的,后来1987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应该和它有一定的关系吧?黄子平和陈平原为什么没有参与它的写作? 钱理群:那本书是怎么产生的呢?最早是山西一个杂志叫《山西教育》,它约王瑶先生写一个文学史的系列讲座来连载,是带有通俗性的。王先生自己不写,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当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也想发表文章,所以我找了温儒敏、吴福辉,当时王先生希望我们把他女儿王超冰带一带,所以加上她。从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恰好我当时正在教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实际上我写的部分都是我的讲稿。我们开始也不是很重视,主要是完成任务,也借此发表我们对现代文学的思考成果,后来才想到要出版,出版的统稿是我做的,然后写了个序,写那个序的时候正好我们在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杨庆祥:那个序基本上是一个启蒙主义的东西。 钱理群:对,那个序言基本上是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但是其他三个作者并没有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我们的写作又是单独进行的,没有商量,所以问题就出来了,序和后面的正文内容有些脱节。后来1998年的修订本就把序拿掉了。其实当时没有更多的想法,就是出书,当时出一本书是很难的。书出来后社会反响也不大,主要是我们当时没有名气,后来之所以影响大了,和我们的学术地位的提高有关系。 杨庆祥:这种情况我倒不是很清楚,我就是把这两个版本拿来作了一下比较,修订版把序言去掉了,于是我就以为是你改变了对“启蒙主义”的态度,或者说不再坚持“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了。另外就是你在修订版里面提出了一个“审美”的东西,又提到“现代化”,我就以为你可能是把“启蒙”的边界放宽了。 钱理群:修订本有两个指导思想,一是它是教科书,不是私人著作,不能把太多的个人见解放进去。那个序言基本是我的观点,既不能代表温儒敏,也不能代表吴福辉,把它去掉是很正常的。还有把标题全部改了,以前的标题有鲜明的倾向性,那些标题都是我取的,去掉后是为了强调教科书的客观性,减少主观性和容易引起争议的东西。第二个指导思想是要把当时该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出来,比如增加了通俗文学,单章作家增加了沈从文和赵树理。沈从文是因为经过研究,我们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就单列了一章。赵树理单列一章是我坚持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取得平衡,就是不要搞得太“右”,记得毛泽东说过: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受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就觉得在重新肯定被否定的自由主义作家时,也不能忽视左翼作家,文学史写作要注意二者的平衡。当然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赵树理,我对他的语言很欣赏。我们的想法是既要吸收最新的成果,又要和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因此,书出来以后,有两种评价,有的觉得太激进,有的又觉得还是有点保守,有“左”的遗迹,我们则认为这是教科书,必须如此。现在看来,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至今还有生命力,跟我们的这一态度和选择有关。 杨庆祥: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是1998年出来的,而在1988年陈思和等人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中,第1期的文章就是批判赵树理的,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赵树理肯定是不能列单章的。 钱理群:对,我们当时就是不想跟潮流太紧,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能够留下来长久一点。 杨庆祥:1988年上海的学者就开始提出“重写文学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比你们要更激进一些。 钱理群:在我们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同一个会上,陈思和就提出了“新文学的整体观”。他们后来提出“重写文学史”,我们确实事先不知道什么消息,但他们提出来后,我们是很赞成的。后来在镜泊湖会议上,我们提出南北合作,他们在上海搞,我们在北京呼应。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丛刊》的编委了。1988年底他们在上海开了一次大型的座谈会,我们《丛刊》1989年第1期就开了一个专栏,发表了汪晖写的《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那就是我组织的,那是我们在镜泊湖会议上商量好的。顺便说一点,考察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镜泊湖会议是不可忽视的,那是我们这一代古、现、当代研究生的一次大聚会,是京、沪年轻学者的一次主动合作。参加会议的有北京的研究古典文学的张中、钟元凯,研究现代文学的我、吴福辉、凌宇、赵园、王富仁,研究当代文学的黄子平,还有上海的王晓明、陈思和、蔡翔等等,讨论中心就是如何打通古、近、现、当代,如何发挥我们这一代的作用,当时我们有很强的群体意识和主动性。镜泊湖会议以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编《丛刊》1989年第1期。那一期还有一个大动作,就是搞了个“论文摘编”,把与“重写文学史”相关的论文都摘了,包括黄子平和李劼的那个对话。那一期是明显的配合,煞费苦心,费了很大劲,这些在该期的“编后记”里面都提到了。 杨庆祥:那为什么当时你们没有想到“重写文学史”提法? 钱理群:怎么说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包括了“重写”的意思,另外与北京上海两地的学风有关系。北京的学者很少合作提出问题,上海则喜欢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制造新的概念,北京都是配合他们。 北大的传统是强调个人,很少开会,很少提口号,但是我们都参加别人提出的问题或者活动,这主要是学术传统的原因。至于我和陈、黄的合作是有缘由的,主要是当时我们三人都是一个人在北京,每天没什么事情就呆在一起。但我们后来也很少合作了,主要的合作只有三次,一次是“三人谈”,一次是编“漫谈文化”系列丛书,一次是准备编一本绘图文学史。前两次都出了书,最后一次因为发生政治风波,就流产了。 杨庆祥:“重写文学史”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要具体,是个案的研究,而且首先就是拿当代开刀的,我感觉就是当代实际上被取消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被取消、否定了。 钱理群:陈思和、王晓明都是脚踩现、当代两只船上的,和我们不太一样,我和陈平原都不谈当代,黄子平虽然是当代的,但他的兴趣越来越转向于史的研究,这与上海的那批学者是不太一样的。 杨庆祥:对,我也觉得你们史的研究多一些,但是上海的学者因为身兼二任,可能受到批评的影响多一些。 钱理群:我对当代文学的关注到1985年就停止了。 杨庆祥:你看,这是明显的区别,陈思和就说他为什么重新对当代文学感兴趣,就是在于“寻根文学”的兴起,让他很激动,于是想要重新研究当代文学了。 80年代的知识气候和学术传统 杨庆祥:那您谈谈您的知识背景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1960到1978年,您在贵州呆了整整十八年,这十八年您都在读什么书? 钱理群:我在《我的精神自传》里面也谈到了相关内容。我在大学时候主要读的是19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俄国文学。在贵州主要是读鲁迅,当时我有一个很大的雄心,就是要把鲁迅读过的书都读一遍,我根据他的全集开了书单,但当时在贵州找不到那些书。当时主要就读两个方面,因为鲁迅是强调受压迫的民族的文学,我当时缺这一块,很奇怪,贵州安顺的图书馆很小,但是有很多北欧啊、南欧啊一些小国家的文学。另外就是读庄子,因为鲁迅受庄子的思想影响很深。然后就开始读马克思,我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这个问题,其实读这些的动机都是奔着鲁迅来的,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比较研究。 杨庆祥:难道80年代初您没有读一些新的西方理论方法之类的书吗?80年代夏志清、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很流行,当时您读了吗?对您有何影响? 钱理群:西方的理论读得不多,但是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书都是看过了的。夏志清对我的启发主要是他对几个作家的发现,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师陀,还有端木蕻良,因为我认为一个文学史家的功力主要在于发现作家,所以印象很深。但是当时我总的看法是他的反共意识太强,而且我不认为他的整个框架和思路有什么新的东西。司马长风的艺术感觉非常好,这对我有影响,我对周作人的研究就受到了他的影响。当时我们接触到的海外学者主要就是他们两个,他们的著作都是个人著述,而当时我们都是教科书,好像是吹来了一股新鲜之风,这也是一种影响。 杨庆祥:对,我也觉得夏志清的整个框架和思路并没有什么创新,他主要就是用新批评的方法来解读了一些作家,记得当时很多人都批评了夏志清的著作,包括严家炎等人。对了,您为什么选择周作人研究? 钱理群:其实我研究周作人最开始的想法是为了摆脱旧有的鲁迅研究模式。我的学术研究比陈平原、黄子平要早,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受到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思潮的影响比较大,比如对鲁迅的认识就受到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鲁迅观的影响,当时就想从这个里面摆脱出来。如果我继续研究鲁迅就跳不出来,所以我想换一个角度,最佳人选就是周作人了,因为周作人和鲁迅关系不一般,但是后来读了周作人以后想法就有了改变。 我在文章中说过,我受到两个传统的影响,一个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思潮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80年代我的主要任务是要摆脱革命思想对我的消极影响和束缚,以便走出文革的专制主义的阴影。那么周作人对我来说是一个中介,帮我打开了另外一个视野,或者说唤起了我内心深处,从少年时代就有了的对民主、自由、博爱、人道主义的向往,这就必然向西方和五四启蒙思潮倾斜。 我当初的毕业论文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类似于我后来写《心灵的探寻》那种写法,试图用全新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另一个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王瑶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然后他就告诉我做这个题目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他当时说了这么几点:第一是学术论证上的困难。王瑶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做这个题目你得有两个包裹,一个包裹是鲁迅,一个包裹是周作人,两个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别搞清楚还不行,你得把他们两人连起来,因为你是比较研究,难点就在这里。第二,你得注意,讲周作人是有很大风险的。在周作人是汉奸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态度鲜明,要有民族立场,不能回避民族感情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辞,整个论文就站不住了。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种种责难,你要做好准备,在答辩时舌战群儒。因此,你所讲的有关周作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大量材料来支撑你的每一个论断。后来我那篇论文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条注释,越是敏感的问题就越要讲究有理有据。 王先生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功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用什么东西能把鲁迅和周作人拎在一起呢?后来我想起列宁关于“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他认为20世纪将是一个亚洲觉醒的时代,我觉得这个命题可以来解释鲁迅和周作人的“启蒙主义”、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而且这个“启蒙主义”又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时候的“启蒙主义”。“亚洲的觉醒”使我感觉到中国20世纪的文学,包括“五四”文学革命,不是一般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启蒙主义,鲁迅是这个觉醒的主要代表人物,所以后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面提到“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就是从这里来的。它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同时也是关注下层人民的文学,所谓三大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农民的发现”——总之是人的发现。后来鲁迅走向左翼,更关心工农,是这样一个“觉醒”的自然发展。在我看来,周作人后来成为汉奸是背叛了“启蒙主义”,背叛了这种“觉醒”,他把“五四”局限在少数几个人之中,有贵族化的倾向。 杨庆祥:这个概念非常好,今天看来仍然有意义,日本的学者竹内好就曾经讨论“作为方法的亚洲”,和“亚洲的觉醒”这个命题可以互补。您这个论文后来出版了吗? 钱理群:收到了《周作人论》里面。后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这个“亚洲的觉醒”有一定关系。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还是从我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知识背景出发的,更扩大了说,是和我在《精神自传》里谈到的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思想经历相关的。但应该承认,在1985年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当然也不会强调这样的知识背景,这又和我前面提到的当时急于从革命意识形态束缚中摆脱出来,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启蒙主义这样一个思想状态有关。 杨庆祥:当时黄子平、陈平原两位同意您的看法吗,就是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解为启蒙主义或者是“亚洲的觉醒”? 钱理群:每个人的知识背景不一样,但是就打通近、现、当代的分割,摆脱以文学史作为政治史的附庸地位,从文学本身出发这两个大的方面来说,大家是一致的。但每个人的理解肯定不一样,他们未必就会理解我的这些想法。当然话又说回来,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所谓“走向世界”的问题,当时就是你刚才说的,有一个西方思潮,陈、黄跟这个跟得比较紧,比较熟悉,但是我当时年龄比较大,学外语很吃力,我当时想与其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学外语,半懂不懂的,不如干脆放弃,而且我对西方理论本身也不大感兴趣,因为我是更重视经验、体验,除了对马克思理论有一点了解以外,其他的理论都不太了解。我当时的想法是把现代文学搞透,死守这一块。所以你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里面谈到现代文学时我话最多,我也最感兴趣。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既不熟悉古代,又不熟悉外国,所以当时对于“走向世界”是一个很朦胧的感觉,对“世界”的认识很模糊。 杨庆祥:就是说只是受到了一个思潮的影响,觉得应该走向世界,但世界是什么,世界文学的代表是什么都不清楚。 钱理群:对,我没有想太多,他们两个可能思考得更多些,有一个互补。 杨庆祥:但我感觉他们两个也没有往下挖。 钱理群:所以当时报告要我来做,我坚持不肯,因为我怕我一讲就要露馅。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读过。 杨庆祥:当代文学您也不读吗?“寻根文学”您读了吗? 钱理群:我只读到1985年为止,再往下我就不读了。所以按理说应该我发言,因为我年龄最大,但是因为考虑到这些我就推辞了。当时我对自己也有一个定位,就是一个“中间物”,他们年青,所以最后让陈平原作报告。但文章不是陈平原写的,而是黄子平写的,什么原因呢?我们意识到了文章发表后肯定要闯祸的,所以文章必须要写得比较“圆”,比较“巧”。首先我就不行,我的文字太直,我们中间最会写文章的人是黄子平,他的文字比较活,能把一个问题说得云里雾里的,所以就让他写了。 杨庆祥:对了,我还想知道当时文章发表后,王瑶、严家炎等人的反应是什么。 钱理群:其实我自己当时也是有一点犹豫的,有点胆怯。当时觉得这么做有点玄。因为这只是一种感觉,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当时想三个人讨论讨论可以,发文章出来就有点玄,但他们两个年轻气盛,如果没有他们两个,这文章不会发表出来的。严家炎老师后来婉转地批评了我们,他觉得我们还没有做更深入的研究就提出这么宏大的概念,不妥,因为严老师是很严谨的。 当然这和我对文学研究的方法的思考有关,是不是每一句话每个字都要有来历,否则就不能说?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史料是不可能穷尽的,必须依靠一定的推理和想象,人文科学能不能有假设呢?我觉得是要分情况,第一步,掌握相当的材料后作出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最初只能是一个假设。第二步再去看材料,假设和材料会形成三种关系,一是材料推翻你的假设,那就放弃假设,二是证实你的假设,那就好了,但这两种情况都比较少,更多的是这种情况:一部分材料证实你的假设,一部分推翻你的假设,所以你需要的是调整你的假设,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比较合理的,我把这种研究称之为“浪漫主义的研究”。另外一种就是材料的爬行,我称之为“爬行现实主义”研究。这后一种说法就得罪了很多人。我的这种研究方法受到了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林庚,他提出过“盛唐气象”,他的这种概括实际上排斥了很多现象,可能是不科学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这个概念了。还有一个就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是一种“概括式”的,我们当时非常喜欢。我觉得“概括”不可能包括所有的问题、现象,但只要把主要的东西概括进去了,这就是可以成立的。 我们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和严家炎他们是有矛盾的,他是严格的“乾嘉学派”。我们的这种概括漏洞很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概括,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假设。我们提出的许多具体概括,就更是假设。这种假设有可能被后来的研究推翻,也有可能会留下来。比如我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美感特征是“悲凉”,我们觉得鲁迅可以用“悲凉”来概括,而鲁迅是现代文学的主导性的代表形象。这在当时是引起最大争议的,如果说20世纪文学都是“悲凉”,肯定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主导的、主要的特征、范畴,应该是成立的。做宏观研究,整体概括的时候是避免不了这种矛盾的。当然,话说回来,后来宏观研究成了一个潮流,一种浮泛之风,也不好,潮流的倡导者总是落入“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命运,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我又不主张做“宏观概括”了,我也不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了,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后来就可能跟风的比较多,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王瑶先生的批评大家就都很熟悉了,就是“为什么不提左翼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社会主义的文学”。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当王先生提出这样的批评和质疑,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而且到处说,而且在《三十年》里对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有意加上正面的肯定,这就跟前面说到的我所受的革命教育,我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背景有关。 杨庆祥:王瑶先生的这个批评都成了一个掌故了。 钱理群:另外王瑶先生还认为不应该把现代文学提前,他认为还是应该从“五四”开始,而我们提前到了晚清。因为王瑶先生认为晚清文学是走向失败的,走向了“黑幕小说”是一个衰败期。这个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现在我也觉得有点把晚清说得过头了。当时对于他的批评我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对,后来我也有反省,为什么当时我们忽略了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呢?因为80年代的思潮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主要象征就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对于这个是没有怀疑的,我在前面说过,80年代对于我来说,主要是要摆脱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有现实原因就是,当时“自由化”在现实中是受到压抑的,这样反而让我们更愿意接受“自由化”,对我们来说,革命意识形态不仅是历史包袱,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努力从中摆脱出来。 杨庆祥:陈平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提到过,说你们这一代人的学术传承很奇怪,直接继承了王瑶他们那一代人,也就是直接从80年代接上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学术传统,但是实际上中间还有一个50年代的传统,比如严家炎老师,那么就您来说,您倾向于哪一个传统? 钱理群: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共存的东西。王瑶先生带学生的一个特点,基本上不管学生,当时我们的副导师是严家炎,乐黛云老师虽然不是副导师,但是和我们打交道比较多。所以形成了一种结构,老一代的是王瑶、唐弢、李何林、钱谷融、贾植芳、陈瘦竹、田仲济等等,中间一批就是樊骏、严家炎、乐黛云,然后就是我们年轻的一拨,陈平原的那个说法是对的,但是他可能忽视了中间的一批人,樊骏、严家炎、乐黛云三个人非常敏感、严谨,学术根基非常扎实,实际上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更直接。这里,顺便说一个80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地图”问题:它是以第一代学者为核心,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首先是北京、上海,北京以李何林、王瑶、唐弢三大巨头为核心,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大、北师大为三大中心,上海以贾植芳、钱谷融为核心,有华东师大、复旦大学两大中心。然后是:南京,山东,广东,陕西,四川,河南,此外,还有几个以第二代学者为核心的集中点,如武汉、甘肃、东北,每一个中心,都集中了老、中、青三代学人,而且彼此都配合得非常好,任何新的思想、观念的提出,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也包括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能够提出,并产生超乎我们意料的反响,是和我们所在的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学界这样一个相对自由、宽松、团结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我始终对我们的老师与各地的学友心怀感激,且有依恋之情。 9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向 杨庆祥:谈谈您现在的工作吧,好像您现在很少搞现代文学研究了,您目前主要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 钱理群:主要是民间思想史。 杨庆祥:上次您去北大做过一次相关讲座,我去听了,其中您谈到了民间思想史的研究。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吧,为什么从文学史的研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 钱理群:这个说起来也很自然,和我们这一代人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对文学的关注和对思想的关注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现代文学的发展来说,我一直有一个判断,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和现实是比较密切的,从整体上看,它的认识价值要高于审美价值,当然它最优秀的作家,比如鲁迅,这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非要从纯文学纯审美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它的范围很狭窄,可以研究的东西实际上不多。前一段时间的研究大家比较关注审美价值,所以总是集中在几个少数的作家身上,如沈从文啊,张爱玲啊,不多的那么几个人。 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为人生”的文学,我们这一代人更关注现代文学历史、思想的价值。从这个程度上说,“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个束缚,很多情况在三十年的范围内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很多的研究者实际上走出了三十年的框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知识结构、研究兴趣来进行了调整,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即使这样,也并不意味着他和这一段文学就能没有关系了,他的眼光可能还是“现代”的眼光。比如赵园,她后来研究晚明去了,但是她对明代的研究很明显带有现代的眼光。 杨庆祥:是站在“现代”看“明代”。 钱理群:对,和那些本来就搞古代文学研究的,从先秦往后看明代的研究者就会有些差别。当然这个差异是各有各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学专业有很大的优势,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我搞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和现代文学研究紧密相关的。我就对我的学生说过,你搞现代文学研究,不要死守着一小块地方,要发现线索,深深地挖下去。 杨庆祥:那您现在研究的视角、重心与您在80年代的研究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差异?在我看来,80年代是一个强调普遍性的年代,而90年代则更强调特殊性。你觉得这是不是与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关,比如在80年代“现代化”是不需要怀疑的,但是到了90年代“现代化”成了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后来洪子诚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进行了完全不同于80年代的定位,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钱理群:不同时代实际上会提出不同的问题,研究也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问题意识是不一样的,80年代有80年代的问题,90年代有90年代的问题。 其实现在学界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两个重要的事件影响到我们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方向,一个是“文革”,“文革”的历史和记忆导致了80年代的学术面向,另外一个是“89”,它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学术面貌。就我个人来说,就是从文学史研究转向精神史、思想史的研究,比如《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的东移》。其实后来的“回到学院”,“回到书斋”,都是这个影响的结果,是不同的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90年代以后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使我们来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结果,现代化并没有带来我们期望的结果,于是,我们的革命记忆重新被激发了,所以“十七年”文学重新受到关注,洪子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跟社会现实的变化有关系。80年代为了从“文革”中挣脱出来,对此前的历史采取的是全盘否定、割断的态度,我当时就不完全同意,但是我没有说,我后来反思,主要是因为人的记忆受到时代集体记忆模式的影响太大,摆脱不了,所以当时我们的记忆都是偏向于“文革”的阴暗面。这些到了90年代以后都有了重新思考的空间,面对“文革”,“十七年”,我们的态度更复杂了,所以我称洪子诚的文学史为“犹豫不决”的文学史。 杨庆祥:那您现在对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有没有新的想法?吴福辉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新一轮的书写文学史开始了”,很多学者也开始参与相关讨论,您的看法呢? 钱理群: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重写文学史时机不成熟,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可以书写新的文学史的时候了。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在犹豫不决。重写必须提出新的叙述框架和方法,现在还没有找到。坦白说我对这些讨论不是太感兴趣,现在这样的讨论太多,没有具体实践,我觉得应该把精力放在更多的具体的个案的研究上。另外,修修补补是没有用的,必须有全新的思路。 杨庆祥:那现行的体制是不是也限制了我们的文学史书写? 钱理群:我认为体制是一个问题,肯定有影响,但是也不能夸大它的作用,比如历史上很多很伟大的著作都是在很坏的体制下写出来的,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所以不能完全归结于外在的原因。最多你写出来不发表,藏之名山,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到一定程度了,还是很有利于研究的。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太浮躁。我觉得还是要做具体的细致的研究。 就我个人而言,本来是想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继续研究下去的,但是到了90年代后反思80年代,觉得过于空疏,所以就放弃了。但是兴趣还一直在现代,尤其是40年代,因为我觉得40年代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时期,当然在研究方法上,又开始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了,后来的成果就是《1948:天地玄黄》那本书。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觉得现代文学要被经典化,最终会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写过一本插图本文学史,是从古代一直到80年代末,才二十万字,这是另外一种文学史。现代文学要回到中国文学中去。 杨庆祥:这将会是一种遗憾,很多的历史都被删减了。 钱理群:但这是一种必然,三十年时间太短,不会占有太多篇幅。 杨庆祥:是的,以前王晓明也讲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现代历史将会在中国的历史书写中变得越来越暧昧和尴尬,比如这次奥运会的开幕式。可能这也是现代文学和现代历史的命运吧。

钱理群先生《鲁迅与当代中国》一书收录的内容,“基本上都写在2002年退休以后,大都是演讲稿和序言”[1]。本书代表的是钱理群有关鲁迅思想、文学的最新观点和看法,其表达形式,则非纯粹学院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把鲁迅精神资源转化为社会、教育资源”的实践形态。这也决定了本书的独特意义。

太阳集团53138备用网址,这是钱理群在长期鲁迅研究基础上面对21世纪中国发言、直接回应当下中国社会问题和中国人精神诉求的产物。“演讲稿和序言”的形式,使本书提出的观点都具有很强的对话性、可传播性和普及性特点。在这种实践格局中,“鲁迅”作为一个谈论对象最富活力的地方,是其与当代中国人对话、沟通、交流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本书的对话对象不限于鲁迅研究者,而更多地涉及“学术界”以外的人群,比如中小学生、中小学教师、青年志愿者、大学生、宝钢工人与干部乃至医学界、媒体人等;同时还有地域范围的扩大,不限于大陆学界,还包括台湾、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与研究者。钱理群说,“这都是自觉地开拓一个当代中国人与鲁迅交流的广阔空间”[2]。

对话对象的扩展,也意味着谈论和理解鲁迅方式的变化。本书提出的新鲁迅观,最重要的如“具有原创性与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集中了20世纪中国经验”,特别是“左翼鲁迅”等观点,都是基于21世纪中国问题与情境而对鲁迅所做的新阐释。与钱理群之前的鲁迅研究相比,既有连续性,也有很多变化。钱理群鲁迅研究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是1988年出版的《心灵的探寻》,这部著作与他90年代的《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等,主要是面对学术界就“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2002年退休前后,钱理群将更多的精力转向鲁迅,他在《鲁迅与当代中国》后记中提及的十多本鲁迅研究专著与论文集,大多完成于这一时期。这些著作大都以讲稿的形态出版,与同时期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即编选“供不同年龄读者阅读的鲁迅作品选本”一起,显示出他阐释鲁迅的方式与诉求有较明显变化。对此钱理群是十分自觉的。他将这种转变看作是“冲出学院的藩篱”、实践“精神界战士”的行动方式,力求由此“介入思想、文化、教育改革的实践,对社会发出自己的独立的既有批判性、又有建设性的声音”[3]。可以说,这也是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一个极其突出的特点:他是鲁迅研究界拥有最广泛社会声誉的学者,其影响不限于学院和学界,而代表了一种真正具有“公共性”意义的知识分子实践路径。

这一从学院到社会、从学界到普通民众的对话与转化过程,特别是其具体的鲁迅阐释方式,包含了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及其自我主体实践的一个“原理性”内核。从根本上,这个“内核”也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核心问题:如果说鲁迅时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与批判实践,都内在地包含了一种不均等的阶层区隔与自上而下展开的权力结构,那么,在普遍现代化的今天,超越知识阶级的限定而又坚持启蒙的实践是可能的吗?身为知识分子,如何批判,怎样启蒙?

一、实践性的“鲁迅原理”

“原理”一说,借鉴自日本学者竹内好对鲁迅的阐释。他说:“我所关心的不是鲁迅怎样变,而是怎样地不变”,即一个“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并且这样说:“任何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某个决定性时机,这个时机形成在他终生都绕不出去的一根回归轴上,各种要素不再以作为要素的形式发挥机能”[4]。在钱理群这里,也存在着某种“生命的、原理的”“回归轴”,这既是源自鲁迅的、也更是钱理群借助鲁迅阐释而获得的属于他自己生命实践的基本方式。这种“原理性”要素,既表现在钱理群从50-60年代持续迄今阅读与研究鲁迅的不息热情中,也表现在钱理群面对学界以外的普通民众,向他们讲述既属于鲁迅、属于自己、可以推而广之的普遍性内涵中。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16年版

在2017年5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演讲《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中,钱理群回顾了自己阅读、研究鲁迅的历程。从50-60年代民族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统摄下的鲁迅,到80年代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再到90年代后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钱理群对鲁迅的理解及阐释重点是在明显地发生着阶段性变化的。这种变化,既源于研究者所处“时代精神”的变化,也源自研究者“带着自身的生命发展中的问题,去感应研究对象,寻求生命的共振、共鸣”。他将自己这些不同阶段的研究归纳为“八个侧面”的“鲁迅面面观”[5],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鲁迅就像一个“神奇的公园”,而他仿佛一个在其中探索并记录的“游人”,“最后汇集成美轮美奂的相册,就展现了公园风景的面面观”。事实上,这种空间性比喻可能忽略的,是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中的“统一性”要素,也就是那存在于无论是民族主义者鲁迅、启蒙者鲁迅还是左翼知识分子鲁迅的阐释实践中的一贯内涵。这种一贯性不仅显示出钱理群借助鲁迅阐释而形成的与当代中国的独特历史关系,也是钱理群之为钱理群的主体性生命内涵。

太阳城官网,在评价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时,钱理群曾提出“生命学派”这一说法:融入了研究者强烈的生命体验,并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读者之间”存在着“生命交融”[6]。“生命”一词显示出这种学术研究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操作和思辨,同时还是塑造和实践自我的一种方式。固然,学术研究如何处理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关系,即到底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可以做许多辨析,这里的关键是研究者主体性的介入方式,即学术研究的推进同时也是研究者个人生命的实践过程,“知识”与“主体”之间构成了彼此塑造的关系。这同时也形成了钱理群与鲁迅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关联方式。鲁迅作为“经典”本身的丰富性内涵所提供的仅是客观条件,更重要的是钱理群作为阐释者的主体性内涵的呈现。汪晖曾颠倒“经典”与“传、注”的关系这样说:“不是经典产生传、注,而是专、注创造经典。这是一种经典文本的系谱学观点”[7]。同样可以说,不是鲁迅经典形成了钱理群,而是钱理群创造了鲁迅的经典地位。这其中,重要的是钱理群的创造性阐释,这也是他的自我主体性实践的关键所在。

钱理群的鲁迅研究,若从他50年代开始阅读鲁迅著作算起,迄今已有近70年,他也出版了为数众多、影响广泛的鲁迅研究著作。值得一问的是,使他这么多年坚持阅读和研究鲁迅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钱理群著述之丰厚和多产,在学界是有目共睹的,年轻学人经常开的玩笑是:我们阅读的速度赶不上钱老师写作的速度。如此高产的写作和持续思考的内在动力,我认为不在于某种具体的观念,而在钱理群与当代中国历史形成的独特关系模式。

钱理群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的“时代性”。他在50-60年代、80年代、90年代后三个阶段的鲁迅研究,都与那个时期的主流时代精神发生了密切的交互关系,“革命”、“启蒙”、“左翼”或“批判”构成了其间的三个关键词。关于50-60年代革命范式的鲁迅研究,钱理群将其概括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毛泽东的鲁迅观的影响”;关于80年代的启蒙范式,他称之为“‘个人’、‘民族’、‘人类’统一”和“以‘个人精神自由’为中心的‘立人’思想”,而90年代的鲁迅观其核心则在“社会的,阶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和“鲁迅左翼”传统[8]。从表面上看,这些鲁迅观是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但无论在哪个时期,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一方面与时代精神进行着直接的对话关系,另一方面,从这些变化的鲁迅形象中,我们又能清晰地读出明显的“钱理群风格”。或许,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钱理群的变化,而是支配着这种变化的某种带有“原理性”的不变因素。正是这种因素,决定了钱理群必然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和相应的精神诉求而做出不同的鲁迅解读,是他能超越当代中国的每个具体阶段而始终“卷入”时代精神的缘由,同时也是他在变化的表象下保持自己独特性的根源所在。

竹内好曾说,鲁迅度过的十八年文坛生活,代表了“近代文学的全史”。中国近代文学经历了从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到民族主义文学的三个阶段,“每个时期都有一大批先觉者在混沌的内部斗争之后纷纷落伍……从‘文学革命’之前一直存活到最后的,只剩下鲁迅一个人”。竹内好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获得了如此长的生命?”无论在哪个时期,鲁迅都并不是“先觉者”,“鲁迅的做法是这样的: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涤荡之后,再把自己从里面拉将出来”。在另一处则说:“他通过论争在中国文学中选择出了自己,而他自身又以此而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的传统。鲁迅和中国文学既互处对立的两极,同时又媒介于‘挣扎’而整合为一体”[9]。

钱理群鲁迅研究的三个阶段与当代中国的历史也形成了类似的关系模式。他的鲁迅研究可以说涵盖了当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内涵,但在每个时期,钱理群都不是“先觉者”。50-60年代不说,在80年代,当文学界同行们已经在高歌猛进展开“新启蒙”时,他却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包袱也特别重”,“在摆脱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鲁迅研究模式的束缚方面,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10]。正是自觉地意识到身上背负的“历史包袱”,因此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着明确的“一系列的理论设计,研究重点、突破口和研究方法的设计”。这种“自觉性”使他既能与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发生直接对话,同时又并不完全限制在主流启蒙话语里。90年代后同样如此。中国社会的变化使他意识到自己80年代学术思考和研究的“缺陷”,但同时,面对着知识界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他又难以完全认同。他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面对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越来越尖锐与复杂的中国问题,面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我应该确立怎样的基本立场,我要作一个怎样的知识分子?”他说,这个问题“曾经一度让我寝食难安”[11]。或许,这也正是竹内好鲁迅意义上的“挣扎”。“挣扎”的涵义并非完全是被动性的,一方面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不认同什么,同时也有强烈的意愿和意志坚持让自己“卷入”其中,由此在与“时代”的对话性关系中“选择”出自己。这是竹内好所阐释的鲁迅方式,也可以说是钱理群的方式。那种不得不“卷入”时代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竹内好认为决定着鲁迅近乎宿命般地将自己“卷入”中国文坛的动力,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是他内心存在的本质的矛盾”。参照这个“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启蒙者鲁迅仅仅是一种“表象”。这种“本质性”的鲁迅思想,形成于新文化运动之前鲁迅居住于北京的时段,竹内好以佛教哲学用语的“回心”来命名。汪晖在关于鲁迅思想形成的解读中,则更为历史化地将这种坚持和执著解释为“忠诚”,对辛亥革命激起的、曾经有过的“梦”的忠诚[12]。与此相似,如果要追溯钱理群思想的形成,可以说并非80年代他步入学术界的时期,而是此前的50-60年代。在80年代的新生代学人中,钱理群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他事实上并非“知青一代”,而属于更年长的“右派一代”。他是50年代的大学生、60年代的基层社会知识分子和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民间知识分子,在步入北大之前,他的思想和基本气质已经形成。他常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但这种“理想主义”的实质内涵并非80年代的启蒙主义,而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气质。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他说:“我最后发现我自己的内在气质都是革命带来的”,“我们对中国革命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具体是有质疑的,但是内在精神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继承了,比如理想主义、对真理的追求、对底层的关怀。现在大家看重的我的气质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革命带来的,是革命加鲁迅”[13]。这或许是一种更切近钱理群精神气质的判断。这种革命气质的“本质”,在于对“现状”的否定性姿态以及始终保留的、朝向未来开放的理想主义视野。如果不惮于做一种简单化的描述,我认为这样一种内在气质,正是钱理群之为钱理群的“生命的、原理的”要素。而鲁迅作为一种自我实践的思想资源所注入的,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种“反抗绝望”的精神[14]。这也使得“革命”从毛泽东时代现实的社会改造实践,转化为一种“本体论”式的精神气质,由此,“革命”与“反抗绝望”共同构成了批判性实践的动力与源泉。

可以说,钱理群的“鲁迅原理”始终是在毛泽东时代革命文化底色这个基地上展开的。鲁迅文学形成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深刻“寂寞”之中,因此其“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带有浓郁的黑暗底色,与之不同的是,钱理群的革命气质形成了50-6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带有明显的亮色。因此,他的鲁迅研究既由于历史处境的不同也由于自身个性的不同,构成了对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独特阐发。钱理群研究鲁迅的方式,并非将其处理为一个已完成历史对象,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活的思想库”,并经由自己的理解、实践转化为当代中国的思想资源。偏重于鲁迅“思想”的一面,使得钱理群与侧重从“文学家”这个面向展开的鲁迅研究并不相同;而同时,这种思想的研究又不同于纯粹的思想史研究。钱理群有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叫“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他更偏重探索思想主体的精神构成及其行为方式,进而将其转化为自我实践的依据。“生命学派”的确切涵义也缘于此。

从这样的研究谱系来看,《鲁迅与当代中国》是基于钱理群的“鲁迅原理”所做的一种新的历史实践。其实践内容和方式,既涉及对知识分子作为实践主体的重构,也涉及超越知识阶级限定、面向普通国民的“启蒙”实践的重新理解。

二、“批判”的法则:“真的知识阶级”与左翼鲁迅

《鲁迅与当代中国》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真的知识阶级”。书中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一主题,如《“真的知识阶级”:鲁迅的历史选择》、《和青年志愿者谈鲁迅》、《在台湾讲鲁迅》、《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并提出了四条“纲领性”的原则,即永远批判体制化的权力、永远站在平民一边、对实践与行动的强调、无情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这既是钱理群对鲁迅的重新理解,是他参与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实践时的基本准则,也可以说是他对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所做的某种“还原”式界定。在这种界定中,“批判”是其基本法则。

这首先源自对鲁迅的重新理解。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如何界定鲁迅的形象和位置,从鲁迅去世开始一直有一种神圣化的趋向。鲁迅被视为“圣人”,是“最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直到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中,他仍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地位的经典化与这种定型化也是意识形态化的阐释紧密相关。钱理群首先提出的,是鲁迅的“三个不是”: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不是左翼文坛的“盟主”,也不是青年人的“导师”。李零的《论语》研究以“去圣乃得真孔子”为题[15],可以说,钱理群对鲁迅之“不是”的辨析,也是一个“去圣”的过程。将鲁迅从几乎不言自明的意识形态话语桎梏中“解放”出来,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还原”,但这也并非如80年代新启蒙话语那样,将鲁迅还原成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个人”。这里的三个“不是”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要确认鲁迅的独特位置,阐明他作为一种“矛盾结构”的独特精神主体。其突出特征在于,鲁迅既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者”,也是其“解构者”,他对主流观念采取了极其复杂、缠绕的处理方式:“他既有吸取,以至坚持,又不断质疑,揭示其负面,及时发出警戒。这样的既肯定又否定,在认同与质疑的往返、旋进中将自己的思考逐渐推向深入,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充分地复杂化,相对化,可以说是鲁迅所独有的思维方式”[16]。由此,鲁迅的位置似乎从“中心”被移置到“边缘”——“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话语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始终是少数和异数”。但正是这样的鲁迅有着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思想自由、独立创造的人”[17]。钱理群称之为“永远的批判者”。

对鲁迅形象的这一新解读,基于钱理群对“最后十年的鲁迅”、左翼时期鲁迅的关注和重视。钱理群80-90年代的鲁迅研究更关注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将目光转向晚期的左翼鲁迅,是他对90年代后中国“时代精神”的体认方式。在《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一文的回顾中,他谈到90年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与知识界的分化对他思想的触动,并由此重新回到鲁迅那里寻求精神资源的过程。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他对自己80年代研究的反省,并将关注的目光从“个人”“人类”的鲁迅转移到“社会的阶级的”鲁迅。这也意味着他对自己80年代研究中启蒙主义思想的局限及其遮蔽性的自觉反思。钱理群发现了鲁迅“对启蒙主义话语与实践的复杂态度”,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启蒙主义者”,而是“在坚持中质疑,又在质疑中坚持”[18]。更确切地说,是并不将“启蒙”仅仅理解为对“个人”“自由”“科学”等这些概念的偏执,而更注重的是“批判对于人的一切物质、精神的奴役”这一根本性的“立人”原则[19]。从形式主义的概念中摆脱出来,从实质性的社会权力关系中来理解“启蒙”的真意,这既是钱理群反省自己80年代研究的方式,也是他在《鲁迅与当代中国》中强调鲁迅“批判”立场的出发点。钱理群转向左翼鲁迅的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关节点,是他对9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态度。他这样写道:“我对这两派的主张与追求,都在某些方面有所同情与理解,又在另一些方面有所保留与质疑,我思考更多的,是自己的选择”[20]。“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都源于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发露和批判,但对“问题”的指认方式却并不相同。简单地说,“新自由主义”更偏重的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遗留和出现的问题,而“新左派”则更倾向于批判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新问题。钱理群一方面意识到两派所提出的问题都具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又意识到两派的回应方式都存在局限,他思考的是一种“超越左右”的更彻底的批判方式。这也就可以理解,他在《“真的知识界”:鲁迅的历史选择》中概括出左翼鲁迅批判的三个指向:传统文化的“本体偏枯”、西方都市现代文化的“外来新役”,同时还有革命组织及其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奴役”。他要如同鲁迅那样“横站”在同时批判传统、现代、革命的独特位置上。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系和自我参照中,钱理群确定了他理想中批判主体的位置。这样一种主体诉求显然是指向“知识分子”群体的。与在同中小学生、工人等社会群体侧重谈论“立人”思想不同,钱理群谈论“真的知识阶级”的场合所面对的都是青年志愿者、大学生和学者,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有着特殊的界定和理解。鲁迅在1927年所做的两场演讲《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革命的歧途》,被钱理群认为是理解左翼鲁迅思想最重要的两篇文章,他关于“真的知识阶级”的界定基本上是从这两篇文章中引申出来的。正如鲁迅的独特构词法,“真的知识阶级”与“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相对,要强调的是一种与其字面含义相匹配的实质性内涵。真假知识阶级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知识”、受过一定教育,同时也被社会视为某一特定社会阶层。成为“真的知识阶级”的实质性因素,不在其外在的条件,而在其作为批判主体的自我要求。在这一意义上,“真的知识阶级”与其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毋宁是一个批判性的功能概念,是批判主体的自我要求和自我实践。其关键不仅在“知识”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在“知识”、“主体”与“权力”间的关系。这也就必须追问“批判到底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

四条原则的第一条是“永远不满足现状”,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并因此永远处在边缘位置。这里谈论的是“真的知识阶级”与权力体制的关系,并特别明确其“党派外、体制外”的特点。钱理群因此区分了“鲁迅左翼”和“党的左翼”,一方面左翼批判知识分子存在着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合作,同时也要强调其最终独立性,将“真的知识阶级”视为一个独立于任何权力体制之外的社会群体。但暧昧不明之处在于,“批判”对于确立知识阶级主体性而言,是一种与权力体制始终处在对抗、反对的否定性二元关系,还是一种对于权力体制的“批判态度”?对于前者而言,意味着“真的知识阶级”永远都在权力体制的“外面”;而对于后者而言,“真的知识阶级”即便在权力体制里面,其“态度”上的主体性也决定了他并不会完全服从权力等级的秩序要求。

1927年鲁迅发表《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革命的歧途》的时期,也正是中国知识界关于“知识阶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特性争论最激烈的时期。正如鲁迅在文中提及,“知识阶级”一词最早由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引入中国,这一概念与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属同一词源,“于19世纪60年代出现于俄国,指的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爱批判现状的精英”[21]。1927年国民革命的浪潮中,“知识阶级”一词经历了急剧的左倾化过程,在北伐宣传队伍中,出现了“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由此出现了一种更进步的译法“知识分子”:“今后可以生存的知识分子一定是劳动化,民众化,没有深刻臭架子可摆的”[22]。列入这样的历史语境及参照文献,可以看出鲁迅对知识阶级的讨论也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但在一个关键点上,鲁迅与当时左翼的主流看法并不相同。当时左翼的主流看法是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以实现最终的工农化。冯雪峰如此描写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矛盾性和可能的两种角色,其一是“毫无痛惜地弃去个人主义立场,投入社会主义”,另一是“他也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向往,结局是他徘徊着,苦痛着”。对此,冯雪峰的态度是相对宽容的,认为应该“让他们尽量地在艺术上表现他们的内心生活的冲突的痛苦,在历史上留一种过渡时的两种思想的交接的艺术的痕迹”[23],但他也强调知识分子仅仅是一种“过渡性”存在。成仿吾代表的则是一种粗暴得多也普遍得多的态度:“克服自己的小资产积极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扬弃的阶级,开步走”,“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24]鲁迅的态度不同。他既强调了“真的知识阶级”应当站在“平民”的一边,不能变成“贵族化”的“特别的阶级”,但同时他也并不认为知识阶级应当完全消失到“工农”中去。他提出的一条“最稳当”的道路是:“我从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塔和知识阶级里去”[25]。这意味着,鲁迅认为“知识阶级”不应消失在政党政治实践中,当然也不应消失在国家暴力体制及专业体制,而应始终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存在下去,其真正的职能是“预备着将来的牺牲”,因而他们将“永远不满”“永远痛苦”“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鲁迅界定“真的知识阶级”的1920年代后期与钱理群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位置的90年代后期的中国,有许多关联性,但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其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复杂经验作为一种“遗产与债务”的现实存在。钱理群强调“真的知识阶级”要永远站在“平民”一边,要注重“实践与行动”,都与1920年代知识群体的左翼化密切相关,而关于“永远批判”“永远站在体制外”,则纳入了钱理群自身的理解。福柯将“批判”界定为与“治理”的关系,所谓“批判”指的是“如何不愿被这样治理”的艺术,而不是也不存在永远“不被治理”[26]。也就是说,批判总是针对具体的治理体制而言的,它永远在体制的内部并针对体制所展开,而不意味着不进入体制,关键是如何指认“体制”的性质。在这一点上,一个有意味的例子,是钱理群用“鲁迅左翼”传统来阐释台湾作家陈映真时,忽略了陈映真在90年代后的政党政治实践[27]。

或许,正是在这些地方,显示出钱理群对“实践与行动”理解的偏向及其自我实践的独特方式。他将“真的知识阶级”与“精神界战士”联系起来,强调的是其实践与行动在“精神、思想”领域内展开的特性。他采取的具体实践方式,是努力介入“国民教育”,而其基本原则则在鲁迅的“立人”思想。